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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好上学，也要上好学（解码·教育均衡发展）******

　　海南2022年新增基础教育学位5.1万余个

　　既要好上学，也要上好学（解码·教育均衡发展）

　　本报记者 赵 鹏 曹文轩

　　核心阅读

　　县城中学生源回流、薄弱校弯道超车、特色课程丰富多彩……这是海南推进教育改革、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带来的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近年来，海南通过加强基础建设、实施集团化办学等创新改革，实现义务教育提质增效，2022年新增基础教育学位5.1万余个。

　　走进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的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陵水分校，青春气息扑面而来：课间，孩子们从身边经过，主动停下来打招呼；放学后，学生自发的兴趣表演多姿多彩……

　　随着民大附中的进入并带动当地教育质量提升，自2018年以来陵水全县“回流”学生超过7000人。民大附中陵水分校的改变，是海南推进落实“既要好上学，也要上好学”、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缩影。据统计，2022年，海南全省新增基础教育学位5.1万余个。

　　增配套、补短板，增加学位供给

　　2022年9月4日，海口市滨海九小新埠分校开学。作为新投入使用的一所公立学校，教学楼、行政楼、综合楼、宿舍楼一应俱全，全校共设24个班，可提供超过1000个学位。据统计，仅2022年秋季学期，海口就新增4所公办学校和1所民办高级中学。包括扩建在内，海口市年度净增义务教育公办学位超过8000个。

　　2020年，海南全面启动自贸港建设。在海口、三亚等人口相对集中的老城区和人口不断涌入的新开发区、重点园区，本身空间资源紧张，而教育需求持续增加，“上学难”问题凸显。如何才能化解？自2017年起，海口启动了“一校两园”“增加学位改扩建”等增配套、补短板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年来，海口重点在秀英区的西海岸片区、市三十三小周边、海南职工秀英子弟学校周边等学位需求最为迫切的地区，按照“1拆1建大于1”原则，一手抓升级、一手抓整合，不断增加学位有效供给。据统计，过去5年，海口共新增义务教育公办学位4.9万个。

　　引优质、带薄弱，开展集团化办学

　　2022年9月13日，海南中学白沙学校揭牌，这也是海南跨区域集团化办学工作的又一标志性成果。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的白沙中学，曾是全省有名的薄弱校，海南中学则是全省闻名的重点校。此次将白沙中学以委托方式交给海南中学展开教学管理，后者将选派优秀教师与白沙中学的教师团队深度融合，并最终形成一体化办学。

　　以往，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海南很多县市基层学校始终困于自身条件而难以发展成长，从而导致教育水平失衡。曾为贫困县的陵水，也面临这样的困窘。改变发生在2013年9月。按照省级示范学校标准建设、以“协议管理、整体委托、自主办学”为模式的民大附中陵水分校正式引入和建成。3年后，该校一、二本上线率达到84%。

　　以改革创新为驱动，陵水在全省率先推行“县管校聘”制度，对在编教师与临聘教师实行“同工同酬”聘用制；深入推进集团化办学思路，全县包括幼儿园在内的各学段，广泛推行“核心校+薄弱校（农村校、新建校）”的模式。“由此累计筹措教育投入超过10亿元，全县新增校舍面积17.6万平方米，新增和改造体育运动场馆面积34.3万平方米。”陵水县委常委、副县长莫泉平说。

　　2022年6月，海南出台《关于全面推进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创建“新优质学校”的工作方案》。根据方案，力争到2025年全省50%的公办中小学纳入集团化管理。自2022年起，海南省教育厅将分批次统筹教育部部属高校附中、省属中学和海口市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到市县开展集团化办学。其中，首批教育部部属高校附中合作办学项目3个、省内跨区域合作办学项目14个。

　　稳“双减”、强特色，夯实素质教育

　　在三亚市水蛟小学，上午9点，300多名学生会准时在操场上共跳椰壳舞。椰壳伴随配乐敲击，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浓郁的海岛风情在校园洋溢；在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的人工智能教室里，孩子们通过编程让“火星车”实现不同功能；在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72名在岗教师根据专业特长开设63门选修课、58个作业班和综合实践活动课；在儋州市白马井镇藤根小学，学校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开展田园德育、乡土文化主题等课后活动……眼下，这些课后服务活动正成为海南实施“双减”后推行“阳光快乐”教育的一大特色。

　　好上学、上好学，更要让孩子们爱上学。“双减”政策落地以来，海南省义务教育学段制定作业管理办法学校比例、实行作业公示制度学校比例、开展课后服务学校比例和课后服务时间达标学校比例全部达到100%。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机制也全面建立，惠及学生74.8万名，各级各类城乡学校“校校有特色、生生有特长、人人有发展”的场景正在形成。

　　据统计，近年来海南建成学校游泳池320个，实现乡镇学校游泳池全覆盖，四年级以上中小学生总体上实现“应学尽学、应会尽会”；建成美育示范学校40所、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85所，扶持琼剧传承特色学校13所；探索打造出田园耕作式、科技推普式、文化传承式和创意生产式等劳动教育特色模式，全省“田园课程”实验学校230多所，涉及7万多名学生。

　　通过推进集团化办学理念，海南引入大量基础教育优质资源，成立人大附中三亚学校、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清华附中文昌学校等。据统计，直至2022年底，海南累计引进各类优质学校83所，实现市县全覆盖，提供超过16万个优质学位，引领带动区域义务教育质量快速提升。

《回来的女儿》：国产悬疑网剧叙事缺陷的一个缩影******

　　作者：郑焕钊

　　作为“迷雾剧场”的新一季剧集，《回来的女儿》的开播引发了观众的关注与热议，因其剧情的“烧脑”与演员表演的在线而备受吹捧，甚至高赞“迷雾剧场回归”。但剧集过半，后续剧情的松垮与叙事的合理性遭遇观众质疑，导致口碑不断下滑，收官时豆瓣评分降至及格线。可以说，《回来的女儿》难逃“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口碑前高后低、观众期待落空的命运，而其叙事缺陷也成为国产悬疑网剧深层次问题的一个缩影。

　　如果从2017年《无证之罪》算起，以“迷雾剧场”为代表的国产悬疑网剧已成为一个颇具细分类型的网剧类型。得益于欧美日悬疑影视作品的类型模式的发展，以及紫金陈小说原作的文学基础，还有一批具有欧美影视专业背景的导演的加入，国产悬疑网剧掀起了创作的热潮：在《无证之罪》《白日追凶》引发观众期待之后，2020年《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的火爆与高口碑更奠定了“迷雾剧场”的行业剧地位，催生悬疑剧投资制作的热潮。然而此后，《再见那一天》《八角亭迷雾》《谁是凶手》《致命愿望》《淘金》等剧集，尽管聚集了不容小觑的演员阵容、制作团队，但悬疑叙事本身存在的缺陷，导致“迷雾剧场”原创剧本的探索之路并不顺利，呈现出原创国产悬疑网剧整体性的行业困境。

　　从总体上看，包括“迷雾剧场”在内的国产悬疑网剧走的是一条“悬疑+现实”相结合的“社会派”推理的叙事模式。这种选择，既与本土影视剧现实题材的政策倡导有关，也是网剧制作者试图打破类型界限，以现实话题性进行受众破圈的传播策略。而在更深层次上，凸显家庭人性与社会议题的题材性，也是本土影视剧一贯的文化惯例。因而在“犯罪”“悬疑”的标签之下，“迷雾剧场”的大多数剧目凸显原生家庭、社会权力等所带来的人性罪恶。比如《隐秘的角落》《八角亭迷雾》《非常目击》《十日游戏》等都涉及中国人特别关切的家庭关系问题。与注重侦探解谜过程的硬推理不同，社会派推理悬疑剧更注重社会性因素与人性问题的深度融合，其解谜过程在于一步一步展现深层次的人性罪恶，更注重在特定时代语境下全员作恶的深层社会问题。比如《沉默的真相》所揭示的社会与权力体系。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性的问题意识与叙事性的悬疑谜题之间是一种紧密的结合：需要在“抛谜-解谜-揭谜”的叙事过程中，构建扎实的细节、情节与人物行为的合理性与逻辑性，使类型叙事与社会问题获得深层次的融合。以此衡量，《回来的女儿》就颇具代表性地暴露出本土悬疑网剧所共同面临的叙事缺陷。

　　《回来的女儿》仍旧是一部以家庭悬疑为主题的社会派推理网剧。剧集以1997年的中国西南部因三线建设而发展起来的潭岭县为背景，讲述介山福利院收养的少女陈佑希，因在县化肥厂办主任李承东家做居家保姆的好友小秀在发现李家秘密后离奇失踪，为寻找小秀失踪之谜，逃离福利院来到潭岭，并假装李家失踪多年的女儿李文文潜入李家寻找线索。剧集以陈佑希作为“闯入者”的视角，在小秀的“准男友”程威的帮助下，通过与其“妈妈”廖穗芳、“爸爸”李承东、廖穗芳的情人王重江等人的多重角力与周旋中，逐渐发现李家诸人的秘密与罪恶。作为一部家庭悬疑剧，《回来的女儿》着重聚焦于由命案所牵涉出来的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欲人性之间的博弈，人物如何在各种人性动机与行动中所构成的“猎者”与“猎物”、强者与弱者之间关系的不断反转：作为“闯入者”的陈佑希看似掌握主动，实际上其身份底细与行动皆在廖穗芳的掌握之中；而在婚姻关系中弱势的丈夫李承东为留住廖穗芳表现得十分卑微顺从，实际上恰恰是心机最深的作恶者；而精神弱智的李文卓看似善良无力，是否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剧集由此带来关于究竟是谁杀死小秀、李文文死亡之谜以及李文卓究竟是真傻还是假傻等疑问。梅婷饰演的廖穗芳看似柔弱背后的冷静与情欲、王砚辉饰演的李承东表面老实、卑微而实则阴险的复杂性格，使这种人物之间的反转关系与命案背后的人性隐晦层面得以较好的呈现。

　　然而，与“迷雾剧场”其他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剧类似，《回来的女儿》存在三个明显的叙事缺陷，使演员精湛的表演与人物关系反差所建构的叙事张力仍无法拯救其口碑命运：

　　首先，作为社会派推理的悬疑剧，其现实问题意识没有深入到叙事的内在肌理，停留在表层的时代氛围与浅层的心理意识层面，未能成为深层次人物行为动机的一部分，而正因此表现出一种典型的“时代装饰感”弊病。尽管导演吕行自己强调创作的类型化与问题意识，并且发文强调其叙事中着力要表现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存在的集资潮、三线建设与下岗潮、收容遣送制度、气功热等背景对于其时人物心态命运的关系，但从剧集叙事来看，这些并未能真正形成其叙事深层次的逻辑，也未能成为线索的构成部分。剧中最重要的背景可以说是化肥厂的衰落与工人下岗，这构成李承东心理失落的时代背景，以及脆弱的“自豪感”（作为厂长红人用以在廖穗芳面前炫耀），但真正构成他与廖穗芳之间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的欲望与廖穗芳对他没有爱情之间。同样，与他构成情敌的王重江背后所牵涉的财富发家的社会语境，以及其复杂关系（如何从化肥厂出来，经历了什么，为何人们趋附集资，又如何出事）如何对三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影像，在剧中语焉不详，没有给予交代与呈现，更没有进入叙事的脉络之中。王重江情节线及其背后的社会性问题意识的弱化，最终难以支撑起导演的意图与叙事背景所可能带来的叙事意义，而最终沦为一种简单的背景装饰。

　　其次，作为类型化叙事，无论是社会派推理还是本格推理，都需要遵循“谜题的抛出——证据的显现——谜底的揭示”贯穿一体的基本逻辑，使剧情的进展与观众的参与形成一种相互追逐的智性角力，但《回来的女儿》存在着明显的“谜题丢失”的问题，导致叙事进展与观众参与之间的割裂。在剧情的前半段，《回来的女儿》抛出了至少4个谜题：（1）猴面具男的身份之谜；（2）小秀离开或死亡之谜（是否离开？小秀的真实人格是什么？小秀是谁杀的？小秀怎么死的？小秀的尸体如何处理？）（3）李文卓是否真的烧坏脑子以及是否杀人之谜；（4）李文文的失踪与死亡之谜等等。这些问题都导向一种“全员作恶”的指向，也使一个时代语境背后的人性之普遍罪恶的批判性成为观众期待的主题的可能建构。然而，剧集抛出了问题之后，情节不断翻转，问题焦点不断变化，而对于最初抛出的谜题，竟以一种毫不费力、与叙事剥离的方式来揭示谜底：比如猴面具男只不过是一个流闯犯，并巧合地揭示了李文文死于洗衣机的谜。而为何猴面具男每次出现的时候李文卓也在场？又比如，小秀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她的死与其真实的人格之间是否具有关系？……这些疑问在剧中都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剧集尽管给出很多零碎的线索，但王重江的正面性格与轻巧死亡，导致大量冗余细节与情节的无效。而最终以李承东一人作为作恶与承罪主体，也与观众对于全员作恶的猜想背道而驰，极大地削弱了叙事的智性与主题的深度。

　　第三，从悬疑叙事的层面上，叙事合理性是悬疑剧成功与否的最关键因素，细节、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合理性构成悬疑叙事合理性三个关键要素，但《回来的女儿》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合理性缺陷。比如廖穗芳到程威奶奶家找陈佑希的东西，一眼瞥向墙上程威父母的照片这一细节，就与叙事没有必然的关系；作为精神病院的病人，萌萌是如何获得精神病院的钥匙自如出入也令人质疑；而在一部依靠扎实的现实细节支撑的悬疑剧中，以“飞走的蝴蝶”三次出现来作为李文卓与李文文关系的确认细节也显得突兀。在情节合理性上，备受诟病的是为何王重江家可以任人自由出入，以至于程威可以两次潜入偷换化验血液以及偷走录像带；而廖穗芳在看到DNA报告上明显作假的报告时为何如此平静？更进一步，从性格上，如此精明细心的廖穗芳在最后一集去往公安局之前毫无防备地喝下李承东的毒汤？而陈佑希既能洞察李承东撒谎承认杀死小秀却在李文卓说自己掐了小秀后如此失控？等等，都使观众困惑不解，这种细节、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前后割裂，正是对叙事合理性的严重损害。

　　《回来的女儿》的上述问题，正是“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在没有紫金陈原著小说改编的情况下，原创性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叙事剧本的创作，及其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意识的叙事融入、类型化谜题叙事的建构与逻辑合理性的扎实构建，都是考验本土悬疑网剧创作的关键性问题。而如何摆脱“时代装饰感”而让人性罪恶问题获得深度的社会性表征、如何避免“谜题丢失”而让悬疑叙事得以形成观众参与的叙事张力，以及如何透过逻辑贯通的多层次合理性让悬疑叙事获得坚实的细节支撑，从根本上决定本土原创悬疑网剧能走多远。

　　（作者郑焕钊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