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杨公子”。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梁思成、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不过,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他自幼不缺书读,不仅祖父有藏书,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杨念群的“野心”更是颇有杨、梁的气魄。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悲喜命运。
杨念群。受访者供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先请你介绍一下《“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这部新作品的缘起。
杨念群:以往二十年,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如果要摆脱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困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加以重新解读,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概念史”兴起的意义。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比如“大一统”,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其实古人讲循环,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
另外,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眼光向下”的热潮,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因此,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我试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中国新闻周刊:近二十年左右,“何为中国”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何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
杨念群:当然可归于“何为中国”这个话题范围之内,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
我一直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但历史上“中国”内涵不断发生变动,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常常是建立在“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对“中国”的使用,历朝历代均不相同。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中国”的频率相对高一些,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热潮,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中国”。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只从外部看“中国”,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因此,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中国”观念的演变,但不应局限于对“中国”本身的理解,而是应该把“中国”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
2022年12月,黄河壶口瀑布。吕桂明摄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却至今犹存不灭。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大一统’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杨念群:第一,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个人”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获得某种安全感,“个人”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这就为“大一统”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第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大一统”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当然,除了“大一统”外,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如“天下”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至于到底怎么落实,始终众说纷纭,语焉不详。第三,古代“大一统”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清朝的“大一统”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相,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大一统”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
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杜建坡 摄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母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杨念群:我理解你说的“母题”的意思是,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说得更直接一点,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政治动物”的。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类别,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至少“政治”作为“母题”,具有聚拢其他“主题”的典范作用。表现方式也是有“实”有“虚”,“实”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虚”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应该发挥想象力,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虚”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说,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但要想确定一个“母题”,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母题”的一个基本要求。(完)
《三体》上线,科幻迷进入狂欢模式****** 《三体》电视剧在1月15日晚开播,这个中国科幻的最大IP千呼万唤始出来。在网上,有细节控整理出了“汪淼的幽灵倒计时”“叶文洁的红岸基地”“三体游戏”“古筝行动”等名场面出现的集数;而观众纷纷表示,“今年过年就给《三体》了”“让我脱水,快到开播”“自然选择!前进四!”……不负众望,电视剧一开播就跃升至微博热搜第一、豆瓣实时热门电视榜第一。 《三体》原著作者刘慈欣说过,想象力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似乎只应属于神的能力,它存在的意义也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有历史学家说过,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建立文明,主要是因为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大脑中创造出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 从小说连载到电视剧开播,过去了17年,现在,我们已经处于《三体》所描述的未来时的起始时间段。文字让读者能够以100种1000种方式想象人物的一颦一笑、想象宇宙的瑰丽宏阔,而影视让大脑中的想象在眼前有了对应的所见。观众已经准备好了挑剔而渴望的目光,《三体》准备好了吗? 越真实、越接近真正的科学,就会越像《三体》 读过《三体》原著的大部分读者非常相信,小说本身已经提供了完整的结构和内容,改编再去做更多修饰是多余的。于是,主创团队请来刘慈欣参与其中,编剧田良良来来回回做了十几版剧本。在创作过程中,考虑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尽可能贴近原著。 从导演杨磊到视觉导演陆贝珂,再到摄影指导,团队中很多人都是《三体》铁粉。他们认为,创作《三体》有一定挑战,因为这跟以前拍的科幻题材都不一样,所谓科幻元素或者外星人元素,并没有直接出现在画面里,只是给人一个理念,而理念,是最不好表达的。 《三体》是一部天马行空的科幻小说,但主创团队希望用极其真实的方式去展现电视剧。就像杨磊说的,“让所有东西越真实、越接近真正的科学,它就会越像《三体》”。 为了能让科幻“落地”,主创团队找了很多方法拉近观众和作品之间的距离,把深奥的科幻概念用比较容易被理解的语言来转述。比如,“宇宙闪烁”是原著中一个著名概念,剧中就用一个灯泡和一个物体之间的关系来做解释。 杨磊介绍,剧中涉及约200个场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红岸”到2007年的北京,时间跨度非常大。电视剧基本还原了小说中的所有场景,最初希望全部在真实的地方拍摄,但很难实现,还是有置景。 《三体》总制片人李尔云说:“普通场景是可以搭建的,但是剧中一些重要的科学场景,很难通过搭建的方式去还原,美术组认为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那放在我们面前的路就只有一条,那就是‘死磕’,用我们的专业精神和真诚,去打动科研机构。”最终,剧组等来了好消息。相关科研单位提供很大支持,在多个科学场景实现了实景拍摄,比如对撞中心、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等,这也是这些地方第一次迎来电视剧剧组。 “我们也能用特效的方法来解决,但我觉得它不真实,拍出来我不相信,所以力求所有的地方都用真的。场景的真实程度,能让演员、制作者,有一种沉浸感,可信度也会加强。”杨磊说。 “古筝行动”怎么拍? 几乎每一部科幻影视作品的特效都会尤其受到关注,做得好是赋予作品超越文字的魅力,反之亦然。《三体》的特效有两部分,一是真正拍摄中的特效,比如用纳米丝切割轮船的名场面“古筝行动”,二是《三体》游戏的部分。 杨磊说,“古筝行动”最大的麻烦是,切割之后,船要撞成什么样,没有任何一部影片或者已有资料可作参考,“船体被切割后的每一个变形都是不一样的,每一片都要单独设计,没有办法用传统电影美术的方式来完成。它不是纯粹的刚体,还会扭曲变形,这在特效行业里叫‘刚体的动力学模型’”。于是,主创团队只能用真的钢,压成片、窝成船型,然后用挤压机一片片地挤,挤完之后,再推上去焊接成一条船。 如果说“古筝行动”等段落的难点,在于需要让画面尽可能真实;而《三体》游戏本就属于虚拟场景,则需要更多想象力。 《三体》总制片人白一骢介绍,在充分评估了技术细节、时间成本和成品效果后,摄制团队一致决定用CG的(Computer Graphics的英文缩写,通过计算机软件所绘制的一切图形的总称——记者注)方式来制作。而这对演员来说,也是一次新鲜的体验和挑战。“以前对演员的要求是真听真看真感觉,但在动捕服和绿幕的包围之下,更考验演员的想象力和信念感。” 他同时透露,《三体》游戏的CG动画部分,邀请了一些同行朋友来提供面部,以作为游戏人物的面部,如郭靖宇、梁振华、马东、高亚麟、江南、唐家三少、侯鸿亮、费振翔……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在剧中寻找这些人的面孔。 演员们也为讲好这个中国科幻故事付出努力。饰演常伟思的林永健说,这是他从艺以来遇到在台词方面最有挑战的一部剧,“这里面有很多逻辑性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是物理学家,讲话都很缜密”。饰演老年叶文洁的陈瑾说:“台词很多,也很难背,尽管我已经理解了它的意思,但如果用我自己的语言来说,还是会不太对。” 张鲁一在剧中饰演物理学家汪淼,在开拍之前,他就开始搜寻各种相关知识,尤其是物理方面的,“剧中有太多日常生活中涉及不到的专业词汇和专业用语,球状闪电、宏原子、数量级……了解很多知识的同时,也是在不断突破自己,让我对于科幻作品的认知打开了一扇门”。 科幻不能只靠刘慈欣,更不能只靠《三体》 2019年春节,同样改编自刘慈欣小说的电影《流浪地球》上映,引发观影热潮,迄今位列中国影视票房榜第五位。2023年春节,《流浪地球2》将要上映,预售票房稳居前三。观众对于科幻题材作品的热爱与科幻题材作品的质量与产量满足不了观众需求的矛盾,可能是现阶段最大的矛盾之一。 科幻不能只靠刘慈欣,更不能只靠《三体》,而科幻影视化的“落地”就更为不易。从某种程度上,中国科幻的长路依然漫漫,《三体》只是一个略显孤独的先行者。甚至有时候觉得,如果它没有得到如此大的关注,那就是中国科幻到了更好的时候。 从2006年《三体》小说第一次连载,到2016年首次公布影视化消息,相隔10年,到2023年真正开播,又过去了7年。在这7年里,我们经历过挫折与悲伤,但又同心协力向前走了很远。 “同舟共济版”预告片中讲到,“我们不知道敌人是谁、敌人什么样、敌人是怎么存在的。但是有一点,面对来自地球以外的敌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人类同舟共济的时刻到了”。“把我们人类看成是虫子的三体人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虫子从来就没有被战胜过。”这些小说中的名句在剧中得到还原,而此时此刻再看,又多了一些感同身受。 刘慈欣一直描写宇宙的宏大神奇,描写星际探险,描写遥远世界中的生活和文明。他相信,无垠的太空仍然是人类想象力最好的取向和归宿。17年过去了,《三体》中的未来时间,已经变成了现实的时光。 “人类探索的步伐不会停止,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每一个17年里,都将持续不断地向未知、向不确定性发起挑战。人类或许是渺小的,但坚韧和勇气,让我们在这个广阔的宇宙中成为了那个特殊的偶然。”刘慈欣说。 宇宙那么大,我们都想去看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