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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闽人智慧”里，读懂不一样的福建******

　　福建，简称闽，位于中国东南沿海。

　　福建的东北与浙江省毗邻，西北与江西省接壤，西南与广东省相连，东南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省相望。

　　境内峰岭耸峙，丘陵连绵，河谷、盆地穿插其间，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福建省主要山脉分布图 图源：新华社

　　那么，福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或多或少都能说出一些答案：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福建话很难懂，但闽南歌曲《爱拼才会赢》朗朗上口；厦门鼓浪屿风景优美，是珍贵的世界遗产；福建茶叶品类繁多，安溪铁观音、武夷山大红袍名扬天下……

　　鼓浪屿 福建日报记者 施辰静/摄

　　但其实，福建还有许多你不知道的内容——

　　这里人杰地灵，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深厚的人文底蕴，有着诸多耐人寻味的人文故事和独特创造。

　　地处莆田的木兰陂，建成于1083年，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灌溉工程之一，被誉为福建的“都江堰”，入选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泉州境内连接晋江和南安的安平桥，是世界上最长的海港大石桥，享有“天下无桥长此桥”的美誉；龙门一半在闽川，宋朝时期，福建进士人数全国第一；同安人苏颂发明制造的水运仪象台，标志着中国古代天文仪器制造史上的高峰，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建阳人宋慈著有《洗冤录集》，标志着传统法医学体系的建立，比欧洲最早的法医专著早了两个多世纪……

　　木兰陂 图源：莆田新闻

　　这里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诸多能工巧匠，令人叹为观止的福建技艺、璀璨生辉的福建创造世代传承，给予这片土地沉淀的智慧。

　　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遵循“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理念，与青山、绿水、田园风光相得益彰，组成适宜的人居环境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景观；“艺苑奇葩、中国一绝”的厦门漆线雕技艺，工艺繁复精细，耗时数月甚至数载；将乐“西山纸”极负盛名，传承蔡伦造纸工艺，乾隆年间曾作为《四库全书》用纸；南平建盏造型古朴典雅，质地深沉含蓄，具有浓郁的东方艺术色彩，一度为宋朝皇室御用茶具；还有“中国白”德化陶瓷、色彩斑斓的福州寿山石，无不吸引着世人……

　　南靖土楼 图源：花样漳州文旅之声

　　进入新时代，这里还以科技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在现代制造和创新科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院士谢华安的杂交水稻“汕优63”，解决了数亿人口的粮食需求，连续16年成为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我国第一座公铁两用跨海大桥，也是世界上首次在复杂风浪涌环境下建设的海峡大桥；福清“华龙一号”，是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和核电创新发展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宁德时代，世界一流的锂离子电池研发制造公司，致力于为全球新能源应用提供一流的解决方案；还有“晋江经验”的金字招牌、互联网“龙岩帮”的典型现象，敢闯敢拼的闽人精神，延续着生生不息的智慧……

　　平潭海峡公铁大桥 高信凯/摄

　　千百年来，福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寻觅和践行发展之“道”，形成了崇高的精神理想与价值追求，积累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高超生存方法与谋略。

　　这些“知”与“行”，形成了闪光的思想、革命的贡献、先进的发明、精湛的技艺、非凡的创造。这些，我们将其统称为“闽人智慧”。

　　“闽人智慧”让福建人民从古至今，适应着本地境域内的社会发展，满足着精神和物质的生活需求，是对中华民族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积累的伟大智慧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

　　位于龙岩长汀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 图源：闽西日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闽人智慧”蕴含着敢拼会赢、锐意创新的福建精神，展示着勤奋、开拓、智慧的福建人民形象，代表着福建对国家、对世界的突出贡献。

　　在当下进行“闽人智慧”主题宣传具有深层次的意义，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

　　通过挖掘“闽人智慧”的深度内涵，梳理“闽人智慧”的脉络，讲好“闽人智慧”的故事，能够让人们了解一个立体和丰富的福建，展示全面、全新的福建形象，能够培养和树立福建人“有根据的自豪感”，增强福建人民的文化自信，进而增强人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带着自信与自豪，才能更好地践行当下、走向未来。这是“闽人智慧”主题宣传的初衷，也是该宣传项目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位于福州的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也是中国近代航海教育和海军教育的发源地。图源：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闽人智慧”主题宣传主要分为三个系列：你不知道的福建、非遗里的闽人智慧、闽人新智。

　　力争用贴近时代生活的方式讲述“闽人智慧”故事，视角新、切口小，做到读者群体的全覆盖，青少年也能看得懂、喜欢看。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省内、国内甚至全世界范围的传播。

　　而无论哪一个系列的内容，着重和优先考虑的都是在全国、全世界范围内有分量和代表性意义的主体，以具有突出性、独特性、创新性、唯一性等为标准。

　　如“你不知道的福建”系列侧重展示历史长河中人杰地灵的福建。运用新颖的观察角度、时尚的科普元素、鲜活的叙事方式，展示福建鲜为人知的人文故事和独特创造，展现古今福建人民的智慧。

　　八百多年前，朱熹与陆游、辛弃疾在武夷山相遇相知、谈儒论道、报国为民。图为武夷冲佑观今景 衷柏夷/摄

　　人文历史类题材突出展示福建独一无二或独具鲜明地方特色的“元素”，包括从古至今福建独特的人文现象，在全国或世界范围内产生过重大影响，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事件；在某一领域有卓越成就、突出贡献、全国乃至世界有名的杰出人士。注重挖掘过去较少报道、鲜为人知的史实，或从新颖独特、前所未有的角度去展示。

　　自然物产方面则注重选取福建所特有、独有的自然资源，着重突出福建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自然或物产的创新型运用，发明的举措、技艺、方法、本领，在全国范围内、行业内具有突破性、引领性意义，可以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并获得巨大收益。

　　“非遗里的闽人智慧”系列，侧重展示的是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里蕴藏的匠心智慧。通过介绍福建的能工巧匠、非遗传承、技艺营造，用非遗传承人与众不同的能力、精湛的技艺和卓越的创造力，展现精湛独特的福建技艺、敢拼会赢的福建精神、璀璨生辉的福建创造。

　　福建永春，被称为“中国香都”，在东南亚地区，每3根篾香就有1根由永春生产。图为香铺晒金 郑成乐/摄

　　在类别上，我们重点选取传统技艺与传统医药两大板块内容，至少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或省级传承人名录。

　　所选取的“非遗”，包含高层次的技术含量与水平、独特的科学价值，在同时期或同领域内具有独特性、突出性、唯一性等特点。不仅在历史上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当今仍需传承延续，有新的时代活力与发展特色。

　　“闽人新智”系列，侧重展示新时代科技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福建。面向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新的建设与发展项目的文化性报道，要求有历史纵深度、文化厚重感和鲜活的时代气息，能够反映新理念、新气象。

　　行业公认的国内建设难度最大的中广核平潭大练海上风电项目（资料图）。图源：中国平潭

　　如福建超级工程和特色建筑，选择的是福建古今具有国家级、世界级地位的设施工程或巨构宏筑，在建成后相当长时间内仍有重大影响，或能极大提升百姓生活质量与幸福感，是能够展示福建的“金名片”，突出体现福建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

　　涉及福建现代智造的内容，则着重挑选对经济产能、科学进步、社会生活等各圈层带来实质性影响的新技术、新智慧主体，其技术创新在全国甚至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能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新智”包含社会治理、改革举措方面，如推动历史新变化、社会重大影响的新方法、新政策、新措施、新实践等，在历史节点、全国范围内具有前瞻性、开创性、突破性的理念和实践，且在省级、国家级层面具有“样本性”意义，能够反映时代发展和进步的福建新理念、新气象、新智慧。

　　城中穿行的福州福道，总长131公里，把山、水、人、城融为一体，融进了城市肌理、串起了绿色生活。陈霖/摄

　　通过近一年的宣传传播，“闽人智慧”深入人心。

　　人们从这四个字中，读到了不一样的福建，体会到敢拼会赢、锐意创新的福建精神，了解到福建对国家、对世界的突出贡献，形成了勤奋、开拓、智慧的福建人民印象。

　　我们深知，“闽人智慧”丰厚深沉、历数不尽，但“闽人智慧”宣传项目一定会持续推进。

　　希望通过“闽人智慧”的讲述，持续激发福建人源源不断的自信心与自豪感，更激发人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从而让我们对过去有更深刻的了解，对现在有更准确的把握，对未来有着更热烈的憧憬。

　　来源：“闽人智慧”编辑部、《海峡通讯》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