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
共同家园,中国军人为您守望****** 本报记者 康子湛 朱柏妍 通讯员 梅志峰 找到白杨,就找到了回家的方向 “班长,还有多远?” “快了,看见小白杨就快到家了!” 腊月三十,塔斯提风雪扑面。 巡逻路上,新疆军区某边防连新兵陈烨努力提高音量,顶着大风向班长杨柯熙问路。杨柯熙费力地指了指前方——风雪中,一棵白杨树矗立着。 塔斯提的冬天,可怕的不是大雪,而是伴随大雪的风。突然刮起的大风,会让大雪覆盖唯一的路。四周没有任何参照物,没人知道大雪覆盖之下隐藏着什么危险。 风雪中,杨柯熙第一反应就是找白杨树。他知道,那是他们回家的方向。 18岁那年,杨柯熙第一次跟着班长巡逻,返回的路上遇到大风,四周尽是白茫茫一片,老班长指挥大家寻找远方的白杨树,告诉他们:找到白杨就能找到方向。 戍守边防10年,小白杨已经成为杨柯熙标定“家”所在位置的重要坐标。 杨柯熙说,在小白杨哨所,战士们都把营门口的白杨当作自己的战友和寄托。 有人迷茫时,老班长会把他叫到白杨树下谈心;有人受挫时,会偷偷跑到白杨树下宣泄情绪;逢年过节,给家人打电话,官兵也总是给父母妻儿热情介绍他们的小白杨。 在小白杨哨所,官兵们夏天在它如盖的树荫下乘凉,冬天靠着它粗壮的树干躲避风雪。每年退伍季,有太多的老兵和战友拥抱道别时强忍泪水,转过身却抱着白杨树泣不成声。哨所前的白杨树下,早已成为他们的另一个家。 “塔斯提缺水,白杨树想活下来就要把根扎深。”杨柯熙一直记得,刚来连队时,指导员对他们说的话。10年过去,杨柯熙的皮肤早已被边疆的风吹得粗糙发黑,双手布满茧子和裂口,仿佛小白杨的树皮。杨柯熙和战友们也深深地扎根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塔斯提的冬天很漫长,但再漫长的寒冬也会过去。如今的杨柯熙经常带着新兵巡逻,每次路过当年迷路的地方,他都会拿望远镜看向远处的小白杨,告诉身边的新兵:那是回家的方向…… 去年,面对去与留,杨柯熙再一次选择了留下。他说,自己的根已经扎得太深,他舍不下这个家,舍不下他的小白杨。 那座铁塔下,有她的爱人她的家 朱日和草原上,一辆接送来营探亲家属的车,正小心地行驶在覆着冰雪的路上。 军嫂乔少娟看着一片荒芜的窗外,默默在心里算了下:从老家出发到现在已经坐了45个小时的车,自己已经有127天没有面对面地见到自己的爱人。 这些数字,代表着一个军嫂和丈夫的距离。这是老家和驻地的距离,也是分散和团圆的距离。 远远地,一座铁塔渐渐显出轮廓,乔少娟知道,快到家了。那座铁塔下,有她的爱人她的家。 刚结婚那几年,乔少娟多次提出想到丈夫的驻地探亲,都被丈夫劝阻。直到他们结婚的第8年,女儿出生后,乔少娟才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第一次看到营门时的情景,乔少娟终生难忘。那天,她流了很多眼泪,这里远比丈夫电话里讲述的还要荒凉、比她想象的还要偏远。 如今,乔少娟带着一双儿女千里迢迢地赶来和爱人团聚,再见到记忆中的场景,却只觉得亲切和激动。这条路、这扇门,她后来走过很多次,陌生的探亲路早已被她走成了熟悉的回家路。 女儿扒着车窗,开心地和站岗的解放军叔叔挥了挥手。年仅2岁的儿子仿佛也知道就快要见到爸爸了,在怀里睁大了眼睛。铁塔逐渐清晰,上面七个气势昂扬的大字映入眼帘:从这里走向战场。 女儿懵懂地指了指铁塔,问妈妈那是什么。乔少娟摸了摸她的头说:“看见这个,再过10分钟就可以见到爸爸了。” 多年的沙场演兵,让朱日和名声大震。可在乔少娟的心里,朱日和,是有丈夫在的地方。 每逢佳节,都有无数的军嫂走在路上。从第一次走到轻车熟路,从好奇地四处张望到知道前方会有哪个标志性建筑。 西北高原,军嫂李红正坐在行驶的汽车里,一边吸着氧一边看向窗外。这是她第一次上高原,她把丈夫营区旁的一座大山牢牢记在了心上。 南国海疆,军嫂郭盈正坐着小船奔向丈夫驻守的海岛,生长在内陆的她,如今早已和那些伴飞的海鸥“相熟”。 白山黑水,军嫂霍会娟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厚厚的集邮册,里面贴满了车票和机票。从恋爱到结婚十几年,她和丈夫“互相奔赴”的过往历历在目,如今他们已经在这座城市有了自己的家。 一年又一年,军嫂们奔向自己的爱人,也奔向自己的另一个家乡。 任务归来,他们把竹林带回了营区 除夕夜,参加完营里的联欢会,第83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营长张军伟,接到了一通微信视频邀请。 “张叔叔,过年好!”亲切的四川口音从手机里传出,瞬间把张军伟带回了10多年前。那年,任指导员不到一年的张军伟,带领连队前往四川抗震救灾。 “小黄的家就在我们帮助重建那个村的村口,每次进出都会路过,时间久了就熟了。”电话那头的四川青年就是张军伟口中的小黄,全名黄寅杰,地震那年才6岁。 看着前来救援和帮助重建的解放军叔叔们每天辛苦忙碌,当时才6岁的黄寅杰总是会跑过去帮忙。好几次,他拿着每天派发的水和食物,送给路过的解放军叔叔,被拒绝了也不走,非要亲眼看着叔叔们吃了才肯离开。 “他家门口有泉水,是少有的没有被污染的水源,所以我们每天中午都去他家附近起锅做饭。”回想起往事,张军伟的眼里满是暖意,“黄妈妈总来帮我们,有些四川特色的家常菜,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 在张军伟的记忆里,四川老乡个个开朗热情,即使刚刚经历那样大的灾难,依旧乐观坚强,处处流露着过好未来生活的勇气和希望。 离开四川前,张军伟和黄寅杰的家人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并一直保持联络。最近几年,黄寅杰家开起了农家乐,日子越过越好。张军伟说,每次他们家有什么好事大事,都会和自己分享。年前,黄爸爸还邀请他们全家去四川过年。 那年在四川执行任务只有短短的70天,但张军伟说,离开四川那天,几乎每一名参与过任务的官兵都多了一个或几个四川籍的“亲人”。大家在四川留下了自己的牵挂,十几年过去,依旧会称那一片土地为“家乡”。 窗外,一朵烟花炸响在夜空,将一片竹影映到了窗上。张军伟说,家属区旁边的这片竹子,就是从四川回来后,他带着大家种下的。最开始只有几棵,现在已经长成了一片。 在四川抗震救灾时,最让张军伟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漫山遍野的竹林。那是作为北方人的他,第一次感受到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四川老乡们坐在家门口的板凳上,教他们剥竹笋、做竹笋炒腊肉的画面,在他们的记忆里停留了许多年。 “任务归来,我们把竹林带回了营区。”挂断和黄寅杰的电话,张军伟很是感慨,“每当看到这片竹林,我们都会想起自己远在四川的‘亲人’,想起那个我们亲手重建起的‘家乡’。” 舰行万里,脚下始终是“家乡” “今天晚饭可丰盛了,还有咱南昌的特色菜呢……”年夜饭后,来自南昌的上等兵胡嘉豪兴奋地和妈妈通了电话,分享自己在南昌舰上度过的第二个春节。 2021年3月12日,是胡嘉豪19岁生日,也是他到南昌舰报到的日子。胡嘉豪一直记得接兵干部打趣时和他说的那句:“南昌人到南昌舰,这是回家了啊!” 南昌人,这是出生地赋予他的属性。做一名南昌舰上的合格兵——为了这个目标,胡嘉豪付出了无数的汗水和努力。 刚上舰时,胡嘉豪每天的时间都被专业学习和检视检修填满。一轮接一轮的战斗部署时常在深夜下达,刺耳的铃声让人睡意全无。胡嘉豪和战友们努力克服着晕船等生理不适,逼着自己时刻保持战斗状态,一秒也不敢松懈。 第一次参与射击任务,胡嘉豪要求自己提前进入战斗状态,仔细检查、养护每一枚炮弹,确保它们都处在最佳环境条件下。任务当天,他站在靠近主炮的位置,熟练地完成射击准备工作。 “听到首发命中的消息时,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那一刻的振奋和激动,胡嘉豪至今回忆起来依旧历历在目。胡嘉豪一直把那一天作为一个重要的成长标记:“标志着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南昌舰战士,激励自己保持努力、保持热血。” “英雄城、英雄舰、英雄兵,第一枪、第一舰、第一人”——这是镶嵌在南昌舰走廊上的一句话。每一次看到,胡嘉豪都会感到由衷的自豪。他常说:“南昌人在南昌舰,总要更努力些,做得更好些。” 此时此刻,在南昌舰上,来自祖国各地的官兵都在坚守战位。他们努力训练、一丝不苟,尽全力守护着属于南昌舰的荣耀—— 一级上士都晓辉陪伴着南昌舰从试航到入列,一次任务都没有缺席过。作为机电兵,他常年坚守在高温、高噪、高湿的机舱深处,守护着南昌舰的“心脏”。今年春节,他依旧主动选择留守战位。当同班战友问他想不想家时,他说:“天天守着,战舰早也成了家。” 南昌舰副政委刘天永的办公桌抽屉里有10多个装满海水的塑料瓶,上面详细标记着取水的时间和海域。作为南昌舰首批舰员之一,他亲身见证了南昌舰的每一个成长节点。 刘天永说:在海军有一种说法——舰艇是浮动的国土。对于常年生活、工作在战舰上,以战舰为家的官兵来说,战舰走到哪里,家就在哪里。 “船行万里,脚下始终是‘家乡’。”刘天永说,这是所有舰艇官兵的共同感受,也是中国军人博大的家国情怀。 (采访中得到本报记者刘敏,通讯员王越、刘宸源、杨鹏飞、杨贵良、柯青坡、张光轩、王泽洲、刘卫、张根实等大力协助,特此致谢)(解放军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